日本面临世界上最为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过疏双重困境，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人力短缺导致产业衰落和生态服务不足，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凸显。2018年4月出台的日本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提出最大限度发挥环境效益，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的同步解决，这种未来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体现了日本生活环境主义文化原理。日本创建地方循环共生圈的新理念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备极其重大启示。

  2018年4月17日，日本内阁通过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该计划把环境振兴的重点放在地方，提出了“地方循环共生圈”的概念，还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实施路径，以此谋求地区综合治理与环境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

  在地区发展现实中，农村不再是与城市相对立的概念，而是逐步为“地方”这一中性概念所取代。1953年8月，日本制定并强力推进《町村合并促进法》，市町村数量从9868个减少到1956年的3975个，这是继1889年建立市町村制度以来日本地方行政制度划时代的变革，确立了战后地方行政体系框架。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以及确保该计划实施的《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目标是超越市町村行政单位，形成广域经济圈。在町村合并的大趋势下，日本的地方自治体不断以制度联动为引领，突破行政区划限制，进行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实现广域的空间联动和产业联动。农村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社会，而是发展成为与周边城市一体的制度联动、产业联动、空间联动的城乡结合体。

  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指出日本环境、经济与社会面临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环境领域面临减少废气排放以应对温室效应、有效利用森林与农田山林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第二，在社会领域，少子老龄化、人口向大城市圈集中、地方人口过疏、工作方式改革、大规模灾害应对等问题日趋显著。2005年日本的老龄化比率达到21%，变成全球上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2017年该比率进一步上升到27.7%，其中女性老龄人口占比为30.6%，超过男性约六个百分点。 预测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6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至9284万人，3514万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约40%。日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甚于城市，年轻人持续流入城市，居住在东京、阪神和名古屋三大城市圈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第三，经济领域面临地方经济疲软的问题。地方年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对环境保护影响深刻，农业从业人员减少，弃耕农田增加，森林养护人手不足，环境保护力度减小，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在丧失。由此可见，环境、经济与社会三者相互联系，有必要进行综合治理。

  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将重点锁定在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突出的地方社会，提出了充分的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建设自立分散型社会的“地方循环共生圈”概念。其中“循环”指的是物质与生命的循环，即大气、水、土壤与生物之间通过光合成、食物链实现循环，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地区环境负荷；“共生”是指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及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共生，基本含义是各个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充分的利用地区资源，形成自立型和分散型社会；在此基础上，各自依据自己的特点，与邻近地区形成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的连接与互补，构筑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网，形成区域资源更加齐备的“共生圈”。实际上，2017年7月，日本环境省就开发了专门用于分析地方经济循环结构的“地方经济循环分析”网上软件，利用各种经济指标把握地方经济的整体结构。

  总之，循环共生圈是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地方循环共生圈”的形成需要建立地方环境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以促进地方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综合提升。

  建立“地方循环共生圈”的出发点是，地方的经济社会活动建立在地方多样化的资源基础上。地方资源最重要的包含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及文化、风土、社区组织等。建立“地方循环共生圈”，重点是充分运用地方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人才资源与财力资源，开发新能源并实现生产生活资源的自给自足。地方环境资源利用包括地方资源与能源的收支改善、地区自然资源和观光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城市与农山渔村的经济交流三个方面。

  首先是开发和利用地方可再次生产的能源。2013年日本90%的地方能源支出均为赤字，购买能源导致地方资金外流，发展地方性能源，可以把投资留在本国特别是地方。地方性能源包括阳光、风力、水力、地热、生物质和温泉热能等。自主生产能源的初衷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从而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经济方面也会减少地方的能源支出，抑制资金流出，改善地方能源收支状况，最终对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所贡献。再次生产的能源属于地方自主型和地方分散型，无须建设类似规模过大而难以控制的潜在核电风险，有利于降低地方灾害风险。

  其次是推进农村可再生资源开发，构筑地方ECO。一是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资源，包括木质再生资源，例如锯末、稻草、稻壳等原材料，创造可持续的新能源，推进绿色能源开发。二是以地方公共团体为主体，开发面向农业经营的太阳能发电，研发蓄电池与农业机械相结合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利用途径。在改善地区能源收支的同时，实现森林保护、振兴农林业，保护地方生物多样性，增强地区活力，实现地方振兴。

  最后是推进农村地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实现地方资源循环。废弃物处理以市町村为主体，同时需要农业、林渔业从业者共同参与，以减少农村的厨余垃圾、家畜排泄物、木制建材、废纸等废弃物排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丰富的自然环境是农村发展的宝贵资源，可通过信息技术提升旅游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把良好的环境转变为旅游资源。

  首先，推进生态旅游等多种旅游的发展。充分的利用地方特有的自然资源，推进地方可持续建设。为此，需要充分挖掘和创新利用当地的自然旅游资源，培养专业的旅游人才和中介机构，开发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六次产业，把农产品生产的第一产业与农产品加工、流通、餐饮、养生、观光、文化体验等第二、第三产业相结合，不断丰富绿色旅游、蓝色旅游的时代内涵。

  其次，充分的利用大自然孕育的多元文化资源。日本农村的风土、文化资源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通过打造田园、古民居、街区、海滨、沙滩等景观及传统祭祀、民俗艺术、传统美食等特色文化资源，将其与多种旅游形式结合起来，使地方文化资源得以继承和发展。日本已发展到高度城市化阶段，农村地区人口日益减少，农村特色产品附加值因此随之提升。日本充分认识到孕育地方特色风土的自然资源具有产生新附加值的可能性，因而格外的重视保护作为地区象征的生物及农产品的品牌和传统农林水产品；同时积极挖掘带有地方文化符号价值的农产品，申请世界农业遗产的认定，培育农业生产的新增长点。例如，岐阜县自2012年起开始征收“清流岐阜森林环境税”，用于环境治理和发展旅游体验，2015年该地区的“清流长良川鲶鱼”被认定为世界农业遗产，长良川慢慢的变成为世界知名旅游景区。

  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然的联系，即通过包括食物、材料与能源等自然资源建立起来的联系；另一类是经济上的联系，即通过资金与人才流动等建立起来的联系。农村地区的出路在于，通过田林河海等地方资源与城市联系起来，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开发“环境友好型”商品，打造地方品牌，并使之与旅游结合起来，从而增强农村的经济活力。加强金融机构对环境金融的理解，促进自治体与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帮助农村发展低碳产业项目，也是在经济上把城市与农村联系起来的重点领域。

  生活环境主义理论主张生活要与自然相协调，反过来讲，也只有当环境为生活所用时，居民才能发自内心地自觉保护自然环境。其中蕴含着日本人对自然的感恩文化特性。高度城市化带来的多种城市病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价值，环境质量成为生活品质的核心内容。而环境振兴需要转变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为人的价值观念、生活和工作方式能通过消费行为以及对能源、资源的利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人们对美好自然环境的需求为农村环境保护提供了新动力，重新认识环境价值，提供多元的优质生态产品，将有利于提升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再次生产的能源与节能项目具有创造就业的巨大潜能。福冈县三山市创立的“三山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3000户居民签署电力零售合同，2017年产值达18亿日元，创造了40个就业岗位。此外，再生能源项目与农村老年人关爱项目有机结合，也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既可充分的利用中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也可充实中老年人的生活，进而达到增强地方活力的社会目标。

  农村的环境振兴将带动农林渔村生活体验游和自然体验游等旅游项目的发展。在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城市人群与农村里的生活非间接接触的机会稀少，推进农村环境振兴的目标之一是为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少年提供体验森林、农田、河滩、沙滩等农村自然景观的条件，创造适合城市青少年在农村短期居住的社会环境。日本制定了《环境教育促进法》，对自然体验活动设施实行认证制度。

  另外，推进远程办公发展，也是促进地方环境振兴的重要手段。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远程办公提供了条件，远程办公不仅有利于减轻通勤的交通压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有助于扩大地方人口就业，对于地方振兴意义重大。

  有适度的生态服务，田林河海等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更优秀的保护。在农村地区人口减少的背景下，需要采取对应措施促进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一种方式是促进城市人口在地方定居，另一种方式是鼓励城市人口在农村购房，形成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模式。为此，在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的同时，充实农村医疗护理等生活信息、农业就业信息及体验信息等也必不可少。山村游学、海岛游学和农村里的生活体验对培养年轻人的农村情感至关重要。人员交流不仅为农村的环境振兴提供了新动力，也发挥着促进城乡交流的社会作用。

  在地方环境振兴中，城市与地方的交流特别的重要。为此要完善地方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福利等配套服务，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蓝色旅游，促进城市人口回归田园。日本正在推进目的地型旅游，培养城市人“愿意居住”的欲望，促使旅游人口移居地方。许多地方利用空置校舍开展地方大学与东京圈大学的交流，进而吸引城市人口到当地定居。通过促进城乡交流，使青少年深刻理解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关联性，培养担负地方发展重任的人才。另外，地方和城市之间还可以建立伙伴关系，以培养地区交流人才。

  总之，“地方循环共生圈”聚焦地方的维系与发展，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共同提升，其重点是以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地方资源，依靠环境资源激发地方活力。地方自治体在其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对示范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并加以引导，推广成功案例，全方面推进地方创新。

  环境振兴是中国农村与日本农村共同面临的课题。日本农村环境振兴起步早，且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的提升，已经从单纯的环境治理上升到环境与经济社会循环共生的高度，形成了完整的环境振兴时间与空间参照体系。日本农村发展的相关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广义的环境概念，除了卫生环境这一基本要素之外，还包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要重新认识和发现环境资源禀赋。富饶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与文化基础，需要充分认识和发掘当地经济和文化资源，发挥环境资源优势，寻找和确立可持续、可参与的经济发展新出路。

  将环境振兴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中国农村同样面临留守人口老龄化和乡村人口过疏的双重困境。日本把农村环境振兴作为抓手，破解就业创业、工作方式改革、城乡之间人员交流与青少年教育方式更新、农村地区文化保护与人才振兴等社会问题。农村居民是破解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的有效主体，环境振兴要因地制宜，从当地社会特点出发，创造妇女和老年人参与环境振兴的有效途径。以优质生态环境促进城乡交流，既能够保护地方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还有利于创新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促进城市人口到农村工作和定居，实现城市与农村生态、生产和生活问题的连带解决。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振兴能力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环境振兴以乡村的经济能力和居民治理意愿为基础，必须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动力和能力。加速农村环境治理与开发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树立城乡统筹的环境振兴理念，城乡协同推进环境振兴，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城市将辐射范围向辖区内的农村地区延伸，使农村环境振兴进程提前到来。具体一定要通过交通、泛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城乡结合体，促进城市与农村交流，在促进农村绿色发展的同时，使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健康绿色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强调土地共同使用权必须优先于土地私有权，应培育农村的自主治理能力，发挥居民自治团体的主体作用。习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环境是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资源。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村集体依据法律制度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具有决定土地合理使用方式的权利。目前迫切地需要树立农村组织的生活环境主义意识，推广农工商联合的创新发展模式，认识和发掘当地环境资源的潜在优势，使环境真正为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改善发挥作用。

  总之，从经济发展优先到环境与经济社会并重，再到以充分的发挥环境效益促进经济社会问题的同步解决，日本农村从环境治理走到了环境振兴的新高度，是日本生活环境主义民间传统文化驱动的结果。农村地区要立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创造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在城乡结合体的视野下促进城乡交流，把农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同时推进城镇和乡村居民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以环境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问题同步解决，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实现农村地区的循环共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庆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稿）